沈从文浸淫传统而穿越传统，关注西方却决不照搬，他在思想上——用他自己的话讲过于“板滞”，他从不相信任何没有经过自己生命和思想“个体性解读”的理论；不相信那些没有经过从中国立场发问，并经过社会实践所证明的理论。结果，在思想上，与当时要么倒向传统要么倒向西方的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判然划界，他始终都是一个真正的孤独的求索者。
正是这种孤独，铸就了沈从文能够在思潮风起云涌、学说泛滥四溢的时代，保持了思考的自由和思想的独立。
从开始创作时，沈从文内心所企望所思索的东西就十分“不合时宜”。他曾经说过：“我是一个对一切都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在各种时髦理论和各种团体互相争斗的时候，他从未放弃思想的独立。这种独立不是有意识地和别人不同，或者是对所有理论进行逆反式发问，而是经过了自己“个体性审读”之后的独立，是在传统思想遗产和西方外来思潮中进行本体否定性穿越的独立。
“独立思考”常常被理解成一种思维态度，但是沈从文把它当成“信仰”。这样一来，所有“思”都必须经由个体生命实践的咀嚼、吞咽，然后才可以进行批判、否定和建构。这种信仰才是真正的“主体的自由”，表明思维的主体不是别人思想的跑马场。
他用生命感悟，用逐渐成型的属于自己打造的秤和尺来度量事事物物。在故乡，他那种独自求生的独立性，那种湖湘文化、巫楚文化、苗汉杂居区域文化中对使命、对生命的万般执著和近乎宗教般神性的坚毅，都被装在灵魂中，携带到了“五四”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当他的思想和“五四”精神的核心价值碰撞接榫之后，竟然演绎了他一辈子都没有放弃的文化思想的独立性和批判性。
沈从文始终保持了思考的独立性，保持了“五四”的核心价值，守护着独立、自由、民主的思想底线。这种独立性，放在文化思想领域，能够在去“从众性思维”、“依附性思维”方面产生根本性影响，能够开辟新的思维角度和创造新的思想成果；放在文学领域，独立性则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他那种近乎“偏执”的独立性，使得他的思维一直保持着非得用自己的认识去验证所有结论的态度，对一生中所遇到的传统中的精神遗产和西潮，总是先“疑”，而后才决定“信”与“不信”。这种由“疑”而后“信”的“信”，与那种无“疑”就直接“信”或不“信”的“信”，有着根本的不同。
展开沈从文的思想版图和文学版图，可以看到他在坚守知识分子身份和独立性原则下所呈现出的一条清晰脉络：以固执的态度，始终对滥用权力极其憎恶。但是又常常以童真般的热情引发文坛的政治性争论，把对民族、国家和人民的关怀转化成政治性诉求；他深深浸淫优美、典雅和淡泊的道家思想之中。但是，又能超拔出来，以积极的入世态度，把感情浓浓地挥洒在对社会现象的激烈批判中；他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民族道义，对各种残害人民、毒害民族的思想与制度发动批判，显示出儒家的思想逻辑。但是，他从不把灵魂固化在儒家思想的框架之中，保持自然生命的一份庄严和灵性。
面对批评家的质疑，沈从文甚至有点无奈地说：“我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够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够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沈从文的作品，始终对民族、国家、人民有着深入骨髓的关怀，对思想、文化和政治有着独特的解读。特别是对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例如传统和西方、文明和守旧、先进和落后、城市和乡村等等关系，他有着自己独特的提问方式与思考方式。他没有功利化地进行解答，而是“向深处认识”，“向未来张望”，力求独立，追寻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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