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力高低，當然不是種族問題，而是文化問題。美國媒體曾經統計，美國頭一百大創新企業的創業者中，「正港」安格魯薩克森白人的比例不到 4 成，其他 6 成多都是各種族的移民後代，甚至移民第一代；前者以蘋果公司的史蒂芬賈伯斯為代表（敘利亞裔），後者以英特爾公司的安迪葛羅夫為代表（匈牙利裔）。
什麼人種，到了美國都可能爆發出顛覆世界的創新，都可能得諾貝爾獎。這證明了，一個社會的文化、價值觀、生活方式才是創新的平台。
回到一個尷尬問題：華人世界中，為什麼難以出現顛覆性的創新？那種改變世界格局，轉化人類生活方式的創新？顯然，創新也不是一個比人數的問題，因為地球上住著將近 14 億使用中文的人口，若是人數比例問題，沙裡淘金也早該淘出幾公斤黃金了。
因素很多，這裏僅僅提出一個大家天天生活在其中，但卻不自覺的原因。那就是，華人社會中的「恩情結構」，本質上就是一種「創新殺手」；因為，在環環相扣的恩情氛圍內，難以培養出個性，更不用談創新的爆發力。
若有些刺耳，且聽我道來。
一個嬰兒在美國生下來，從零歲到 14、15 歲，由父母照顧，這期間他是依賴父母的。到了 15 歲開始打零工，開始體會自主個性及經濟自主性。18 歲之後，基本上就已經是一個自由體，上大學靠（將來必須還的）政府貸款或者老爸貸款，生活方式自主。大學畢業後開始賺錢還貸款，社會信貸容許他改善物質生活。成為父母後，他把孩子養到 18 歲便了事，此時年邁的父母自有退休金、儲蓄和社會福利支撐，基本上不用他煩心。雖然近年來的金融危機導致了一些改變，但基本上還是如此反覆循環。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循環中極少「恩」的成分。由於整個循環機制並未預設「恩」為一種道德義務，父母子女之間流露出的便是真情，不管這真情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好萊塢電影中的家庭倫理劇之所以感人，就是因為它描述的都是真情，而不是混雜著各種道德義務的虛情。
掐指一算，一個美國人一生 80 年當中，有 47 年是屬於自己的，得以充分發展個性，這才是創新力的真正原動力。如此代代相傳，本身就有個性的父母更能容忍、培養孩子的個性，三代之後，很可能就出現創新力的爆發。
我們轉過身來對比傳統的華人世界；其中中國最甚，台灣雖然好多了，但本質問題也是一樣。
一個嬰兒生下來，一般來說，從零歲到 25 歲都屬於父母，考大學要父母噓寒問暖，家長甚至代為考察考場，陪考。選擇配偶時父母通常有否決權，畢業開始找工作後，收入好的人給家裡寄錢，收入不足的人向父母伸手做啃老族。婚後父母催著抱孫子，孩子一落地開始供養孩子到 25 歲，其後就要為父母養老了。
掐指一算，一個華人一生 80 年當中，只有 3 年是屬於自己的：0 歲～22 歲屬於父母，22 歲～25 歲屬於自己，25 歲～50 歲屬於子女，50 歲～60 歲屬於父母（養老），60 歲～80 歲屬於子女（期望子女的供養）。如此代代相傳，本身就個性壓抑的父母，無從培養孩子的個性，三代之後，創新力就從這個家族中消失了。這是一個道德義務制約下的「恩恩相報」依賴性循環。這循環可以產生社會凝聚力，但難以產生創新力所必須的個性，除非一個人背叛傳統倫理。
再用一個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來說明「恩恩相報」的問題，這現象在中國特別明顯。飯館裡常看到三代同堂聚餐，爺爺奶奶忙著給孫子夾菜，「來，這個好吃，你多吃一點」，父母不忘為爺爺奶奶夾菜，「爸、媽，這個對身體有好處，你來一點」。結果，滿桌菜餚，每一個人都吃不好，每一個人的碗裡都有一大堆他當時不想吃的。充滿了恩情，不錯，但誰都沒有做自己。
相比，一個美國大家庭在西餐館，大人人手一份餐牌各點各的，爺爺奶奶會問還看不懂餐牌的孫子：「小山姆，你今天想吃什麼？」。
一個以「恩情」為基礎的社會，在創新力上，永遠比不上一個以「個性」為基礎的社會。如何用社會機制、經濟機制來平衡「恩情結構」，應該是華人社會的重要議題。
（文章來源：范疇授權，原文出處：名家 范疇專欄－無法代代相傳的是創新力，圖片來源：Jimmi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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