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让人更真实的体验世界另一个角落的生命，战地记者Chris Lau到叙利亚出差，在鲜血和炸药中发掘生存的另一些意义。
傍晚夕阳用余光微弱地照亮我们住处前的大平原。伊德利Idlib此刻已渐暗，战火中幸存的建筑憔悴矗立着。小镇就只有Raed的摩托车车灯亮着。他把引擎熄灭，慢慢地将车子推放在住处的车房。“你觉得这场战争几时才会结束？”我问。”可能会多个5年、10年吧。”他心平气和地说。去了叙利亚两个冬天一个夏天，每一次出国的报导，总会抱有许多的使命感。后来看到国际政坛上的丑陋， 各国为着自己的利益牺牲百姓。战争挥之不去，从执政派和解放军两方的对持，到后来延续至库尔族Kurds和伊斯兰国Daesh的崛起，这片中东土地越是四分五裂。
叙利亚就要变成了下一个索马里，很快这场内战就要进入第六年，各国组织仍旧乏力于做出停火协议。根据联合国的数字显示，内战死亡人数至今已经超越了220万人，数目还在持续上升中。而境内流民人数也超过了650万人。战火把这历史古国给摧毁，人们丧失家园和至亲。希望和期盼早已经支离破碎。
稀薄的和平希望
2014年的夏天，我第二次来到叙利亚，待了三个星期忙报导工作。每一天的空袭和炮火声叫人窒息。脚步踏入叙国土地前一刻，心里萌生悔意。看到边界另一头衣着简陋，满脸不修边幅胡子的解放军，随手拿着枪械对着到来的外人虎视眈眈。我倒吸一口气， 硬着头皮走向前。人道组织安排当地人接见我。一次次踏入叙利亚，对于和平归来的希望也变得越是稀薄。
25岁的Raed在内战爆发之后，原本在大学修读英文文学课程的他被迫停课。回到解放军区域的家乡，打了些零工，帮解放军做些零碎的备战工作。日子平淡无奇，在苦闷的日子里也唯有自娱自乐。去年夏天，他说起想要出国深造的计划。于是，他拿了500美金，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土耳其跑遍各个大学申请，但因叙国难民的人数于土耳其暴增，所以土国大学名额有限。今年冬天，在叙利亚我们再次相见。问起升学的计划，他说暂时找不到机会，先撇在一边吧。眼神中透露百般无奈，我们跳过了这个沉重的话题。
叙利亚的每天每夜都在战火中历险。听见直升机或战斗机在天空中盘旋的声音，心里总会有些害怕。此时，Walkie Talkie 传来慌忙的急促声。大伙儿用阿拉伯语沟通。“其他斗士说，敌方的战斗机开往这个区域。快! 快往外逃!”Raed说。我根本不知道要如何预计战斗机飞行的方向，阿萨特执政方以 “消除恐怖分子”的借口，在解放军的区域放肆轰炸。许多时候，空袭的目标并非指示前线的斗士，也包括了市内的平民百姓、学校、医院。战争并没有所谓的仁慈。双方都想成为赢家，无辜的百姓照杀不误。
当战斗机在Idlib密集的市区投下炮火时，大伙儿都慌了。女人束手无策地尖叫，小孩吓哭了却找不到爸妈，毫无目标在烟灰中奔跑，越跑越迷失，越跑越害怕。友人骑着摩托车带我到现场。悲愤的画面，我唯有用相机捕捉。我不晓得应该如何安抚他们的情绪。尤其在当地人看到挚爱就这样没了，无奈但只好听天由命。就连开战前不虔诚的回教信徒，开战以后一天祈祷五次。祈祷，成了他们唯一可以获得短暂慰藉的方式。
夜晚摩托车行驶在安静的城镇街上，路边漆黑一片，建筑物的电源早在革命崛起之际被指执政方给切断。穷人家晚上只能在黑暗中度过，在漆黑中吃着开水配面包的晚餐，然后在一个对明天感到无比彷徨的情绪中入眠。凌晨时分我们来到附近的面包厂。在中东国家，面包为当地人的主食，就好比东方人吃饭，西方人吃披萨一样。这个工厂24小时运作。工厂内是简陋的器具，十多个工人在这里轮流值守，好确保城镇的人们都可以得到足够的食物。工厂的工头Adnan身上扶着拐杖，左脚是受重伤的还在康复中。 沉重的铁块锁住左脚让他的行动特别困难。但这并不碍于他开驶罗厘车。
10个月前他的妻子和四名儿子在一个炮弹袭击中丧生。当时妻子正在怀孕，小孩胎死腹中。“我们全家开车出游。突然间在路上一个大炮击中车子。就这样没了。”他眼眶泛泪地说道。意外后留下他和另外四名年幼的孩子。说起失去的最挚爱家人，他的每个字句都在哽咽。回忆太过伤人，甚至让他责问自己究竟是做了什么错事让他去承受这一辈子撕心裂肺的痛。
寻找新生活
2014年的12月，我在黎巴嫩待了3个星期，采访一些难民营。当中也认识不少叙国年轻难民。悲伤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心里越是听了越是觉得难过，但是终究得收起情绪一一将之记录。两名来自Yarmouk Camp的Mohammed住在贝鲁特闹市Hamra的公寓楼上。和他们吃晚餐，听着他们述说无奈。 晚餐后大伙儿在客厅观赏好莱坞影片Begin Again。看着电影里头Keria Knightley和 Adam Levine渐渐淡去的感情，其中一个Mohammed不禁想起刚分手的女友，然后抱怨了几句，抽起水烟安抚自己无奈的情绪。三个月以后，在面子书上联系上了他。他搭了船从北非逃亡欧洲，冒命横跨地中海寻求新生活。
在黎巴嫩过完圣诞以后，我飞往土耳其南部Antakya过2015元旦。一个星期时间，投宿在一个叙利亚活跃分子的住处。原本在叙利亚参与媒体工作的他，因为同志身份曝光而被追杀，唯有在土耳其暂时躲避。
25岁的Joseph在国际人道救援组织Save the Children里工作，也是叙利亚少数出柜的同志，他在社交媒体上早已经毫无避忌地承认自己的身份。开战前的两年，他在解放军区域负责媒体工作，在社交网络上的宣传， 无论是拍照或是写文章，都是他的强项。 他长得高瘦，举止姿态都偏向阴柔，日日夜夜进出前线，解放军都是们总觉得这柔弱小子在战场的出现似乎很跳tone。但初期他们并没有对他怎么样，直到后来有人向保守派的解放军领袖透露Joseph的性取向后，Joseph才开始收到警告的信件，放话要追杀他。
因为政见上的分歧，他离开了老家，独身一个人在土国生活。夜晚和Joseph搭乘公车到镇上的超级市场想说买些食物回去煮食。他突然再次提起 Nader，一个他朦胧的战地情人。Joseph原本在叙利亚时期为一家阿拉伯语新闻社工作并担任摄影师。当 Nader告知决定到德国寻找新生活的计划，Joseph义无反顾将相机和器具给卖了，再拿了两个月的月薪，把这些钱交给这名挚友。“如果不是他的保护，我想我不会活到现在。他要寻找新的生活，我祝福，也尽我所能去帮他。钱方面肯定会是一种需要。 听到他平安抵达德国，我也放心了许多。”说着说着，他眼光泛泪。这个冬天他独自一人在异乡，以难民的身份生活。“还记得有次生病他无微不至地照顾我，好几天都没有睡觉。我当时发烧得无法起身，只记得朦胧之中一直叫着他的名字。” 叙利亚难民的生活在内战结束之前所需要承受的精神压力，并非正常人可以体会得到的。公车抵达目的地，Joseph将围巾卷在身上，拍拍我的肩膀示意下车。他擦干眼角的泪以后走向市集人群里。
这3年来的出走，无论是工作或是旅行，我总是看到了现实社会的残酷。当你许下很大愿望想要改变这个世界，却看到了许多自己的无能为力。唯能做好自己的本分。 或许真的，太多的情绪可以是个负累。我曾告诉自己，若是采访战地或是社会弱势群体，用理性替代感性总会比较专业。有段时间的采访，我试着这样做。直到有一天，《光明日报》的上司提醒我，我们终究只是个人类，有情绪没有不好。更何况现在20出头，情绪特别澎湃的时候。情绪总是压不住的。悲伤故事超载的时候，就难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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