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顺章简介
顾顺章（1904年-1935年），男，上海人，曾化名顾凤鸣、黎明、化广奇，毕业于澳斯托兹那雅特工学校，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共地下情报人员，是中共秘密特务组织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1931年被捕后投降国民政府，由于其掌握大量共产党的核心机密，致使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受巨大的破坏，多名中共地下党员遇害，被称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1935年被国民政府以秘密联络共产党为由处死。
早期活动
顾顺章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他早年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制烟厂当工头，从小好勇斗狠的顾顺章曾参加青帮并当选小头目，在上海滩的帮会、流氓斗殴中表现非凡。因为他敢打敢杀，在工人中颇有影响，被当时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中共领导看中，1924年他进入上海市总工会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五卅运动”时，由于在罢工中表现活跃并本领高强，一度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卫士。
1926年被党组织选派与陈赓一起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顾顺章在苏联受训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凭聪明机警的天赋，学到一身本领，如化装、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等都很精。他还擅长双手开枪、爆破、室内开枪而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而不留痕迹等等，国民党中统老牌特务万亚刚在其回忆录中称他是“全能特务，够称得上大师。在顾顺章之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
1927年回上海不久，即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被上海市民代表推选为执行委员和上海市政府委员。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在党内初露头角。
领导特科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事变和七一五事变，中共转入地下活动。8月7日，在八七会议上，顾顺章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中央交通局局长，负责中共中央特科的组织和领导工作。1928年6月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长期在上海负责中共地下活动。他协助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并兼任第三科（行动科）的负责人。中央特科下设总务、情报、保卫、通讯四个科。一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是洪杨生；二科负责搜集情报，科长是陈赓；三科也叫做红队，俗称“打狗队”，负责镇压叛徒特务，科长是顾顺章；四科负责无线电通讯，科长是李强。
顾顺章为人机警多智、沉默寡言、精干勇敢，他亲自负责领导特科的武装组织——红队，杀死过许多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叛徒和国民党特务，比如，1929年11月，他曾带人在上海霞飞路设埋伏，枪杀叛徒白鑫。枪杀白鑫后，特科人员迅速撤离，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白鑫死后，鉴定法医在他头部发现了四个弹孔，法医判断，白鑫同时中了三枪，三颗子弹从不同的部位打进，从同一个部位穿出。顾顺章从此声名远扬，他的公开身份是著名魔术师化广奇。
当时，由顾顺章领导的“红队“极为活跃，惩治了不少叛徒特务，使敌人闻风丧胆，顾也由此在“八七”会议上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当时在江西苏区的毛泽东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然而，随着地位的上升，顾顺章日渐骄纵，生活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陈赓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
陈赓的预言不幸一语成谶。就在党中央考虑将顾顺章调离特科，让知识分子出身的康生取代他之际，顾对此有所耳闻，极为不满，顿生叛变之心。同时由于其性格散漫，帮会气息浓厚，周恩来和陈赓等人对其颇不放心，准备将其调离特科领导岗位，以赵容（即康生）代之。
顾顺章是怎样的人
1938年11月28日，住在苏联克拉奇克疗养院的杨之华，以杜宁的笔名写了《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一文，文中对顾顺章的特点作了归纳，其特点如下：
一是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
二是不多说话，他不曾对同志说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
三是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
四是生活浪漫。
杨之华，又名杨音、杨艺华，曾用名文严，化名杜宁，浙江萧山人，1900年1月生。瞿秋白的妻子。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前，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曾任中共上海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与顾顺章共过事，同为中共五大中央委员，担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中共从武汉迁回上海后至赴苏参加中共六大之前，又与顾顺章在中共中央机关共事，她对顾顺章的印象应该是比较客观的。
张国焘对顾顺章的印象是“精干”、“能干”、“有才华”，对服务工作周到和“十分卖力”，搞秘密情报工作花钱太多等。
自五卅运动起就认识顾顺章的郑超麟对顾的印象是服从上级指挥，工作周到，处事果断。
撇开其他暂且不说，顾顺章的精干能干，有才华奇技，有勇有谋，处事果断，服务周到等特点，在他加入中共至叛变中共之前，的确为中共做了好事，仅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在他叛变之前能稳步站脚这一点，他是有功劳的。但是，顾顺章在为中共服务过程也有许多不良的表现，如讲江湖义气以致发展革命队伍良莠不分，滥用职权动用革命力量为朋友报私仇，惩处敌人时有扩大打击面和蛮干现象，铺张浪费和生活浪漫，个人英雄主义和居功自傲等。
顾顺章讲江湖义气以致发展革命队伍良莠不分，渔龙混杂。
第二章已经提到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之前，顾顺章担任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为了扩大革命队伍和壮大革命力量，上海工人纠察队进行招兵买马。顾顺章借机把他在上海的帮会兄弟招罗过来，充实到工人纠察队中去。这些帮会兄弟作战比较勇敢，敢于冲锋陷阵，但时有违反纪律的行为发生，如只听顾顺章的话，其他领导指挥不动，行为不受纪律约束，内部斗殴外部扰民等。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及时发现，提出严肃批评和要求顾顺章马上整改。虽然顾顺章对此过后进行改正，把明显的不良行为的帮会兄弟辞退出去。但是他并没有以此为教训，不再重犯。中共中央回迁上海后特科红队重组，顾顺章利用革命用人之际，利用职权，故态复萌，又把他以前的帮会兄弟拉进红队，使革命队伍又出现良莠不分、渔龙混杂，造成队伍组织成份不纯和队伍思想不纯。
队伍不纯必然会做出违背中共的原则和组织纪律的事来。1928年3月，红队有些队员以夺取武器为借口，在上海鼎新旅馆打死了前来上海购买武器搞地主武装的李仲丹。这事出了乱子，带来严重后果，参与其事的红队队员大部分被捕，有的叛变，有的在狱中病死，使红队的战斗力量受到严重损失。
顾顺章还讲江湖义气滥用职权带红队去帮他以前帮会哥们顾竹轩打架。
顾竹轩，苏北人，青帮“通”字辈流氓，以出租人力车起家，后来成为上海新天蟾舞台戏院的老板，以前是顾顺章的“哥们”。顾竹轩在戏院行业竞争中与另一家戏院老板常春恒发生矛盾。顾竹轩找到以前的哥们顾顺章，向他诉说常春恒不择手段拆他的台子挖他的墙角，使他的生意日益走下坡，并请求顾顺章帮忙。顾顺章不分是非，不考虑红队是中共的武装队伍和中共中央的保卫队伍，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不允许动用这支队伍办私事，泄私愤图报复。他便带领红队队员去帮助顾竹轩打架，最后把常春恒打死。
顾顺章镇压叛徒特务时扩大打击面，采取威慑敌特手段时蛮干，制造“红色恐怖”。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昔日的盟友国民党疯狂屠杀中共党人和革命志士，天下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有些在大革命高潮加入中共队伍的党员经不起严峻形势的考验而自首叛变，出卖组织和同志。为了遏制这股歪风，中共制定了对之打击镇压之政策。但是是有条件和前提的：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
中共一直认为：个人恐怖政策并非争取群众的政策。隐蔽战线的斗争的政治方向是争取群众，使社会各阶层的群众同情中共，甚至站在中共的一边，至少要使群众中立，不为敌所用。恐怖行动虽然可以使叛徒、特务害怕，却是万不得已的手段。
顾顺章对中共这一隐蔽战线斗争的指导原则是有看法的，他讥笑中共坚持这一原则的同志，他说过：处决一个叛徒或特务，胜似争取一百个群众。他把这样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化为单纯的恐怖行动。
顾顺章自恃是中共特科的负责人又兼行动科科长，凌驾于组织之上，严重违背中共的政策和策略，打着“叛徒特务违害革命，必须消灭”这冠冕堂皇的口号，不管危害大小，不加区别地加以镇压。这种做法，一时在上海滩营造了“红色恐怖“的气氛，威慑了叛徒特务，使叛徒特务危害革命的张狂行为有所收敛。但是这种做法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作用，它易于引起群众对中共反感和不同情，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造成了很不好的政治影响。
有个时期，上海租界包打听的总机关，每周在一品香饭店集中着二、三十个包打听头目开会，汇总打探到的各方面的情报。包打听头目手头掌握着手下密探、特务从各方面探听来的情报，对革命危害很大，但也不是所有的包打听头目都是死心塌地的反动分子，正像项英所指出的：他们是一班恶狗，但在思想上说不上甚么反共，就连国家观念也没有，一切只为个人的物质利益着想，多将逮捕共产党的工作当作生财之道。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真卖力，将中共党员一古脑儿捉完了，无异是自毁财源。倒不如慢慢地抓，让它细水长流，才可以混得久，收入多。这些人生财是置于一切之上，通过争取和做工作也可以为我们所用。
顾顺章才不管这一套，也不屑于做耐心细致的争取和策反工作。1930年春天，他通过特情报关系从日本兵舰搞到了几大皮箱炸药，由特二科自制定时电力点火机关，准备把这些包打听头目全部炸死。这几箱炸药的威力大，若爆炸，不但整个一品香饭店会被炸光，周围居民也会遭到极大的损害。陈赓苦口婆心的劝说顾顺章，不能这样蛮干，要衡量政治影响的得失。
顾顺章还是决定要干。陈赓没有办法，只好赶快搬出了准备出国的周恩来。周恩来严厉批评了顾顺章，并用组织手段干预。这个恐怖行动终于放弃了。
顾顺章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比较严重和容易居功自傲。
平心而论，大革命时期及中共中央机关在武汉时期，顾顺章较为注意自己的行为，负面表现不是那么明显，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居功自傲。也许他那时加入革命队伍时间短，地位低、资历浅，较为注意自己的言行。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回迁上海后，为了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他筹划的几次行动方案比较周密漂亮，效果不错；他的“恐怖威慑术”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滩，对叛徒、特务确实发生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他的精干灵巧，办事利索，神通广大等有时起了一般特科人员，甚至是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起不了的作用。他不能一分为二地分析取得这些成绩、成就的原因和个人在这些成绩中所起的作用，不能正确对待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他把一切功劳都包揽过来，归为已有。他把中共中央能在上海站得住脚的功劳全部都划归为自己努力和自己本事的结果。他以“救世主”身份自居，唯我独行，居功自傲，目中无人。
顾顺章逐渐骄傲起来了，他的流氓无产阶级的品性明显暴露出来，而且越走越远。他贪图享乐，滥用公款，生活腐化。他以搞特工为借口，利用中共的工作经费吃喝嫖赌，甚至吸毒。
1929年春节期间，中央特科因为处置出卖李维汉的密探黄歧的需要，特意在僻静的英租界威海卫路802号租了一幢石库门房子。待处决了黄歧之后，顾顺章以安全为理由，自己住进了这幢房子。
石库房子是一种中西合璧的民居建筑，始建于1870年前后的上海英租界内，后在上海市区得到迅速的发展，遍布上海大大小小九千余条弄堂里，多达20多万幢，蔚为大观，成为上海居民建筑的一大特色。它适合于中产阶层人士居住，在20世纪20年代，一幢三开间的石库门房子，捐税不算在内，月租金约在40块大洋左右。
平心而论，为了中共中央安全工作需要，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后来又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特委领导人、特科主要负责人的顾顺章住进了这种房子是不为过的。当时，中共为了领导人的安全或为了地下革命工作的需要，租住的房子以及生活的摆设常常要阔绰一点和奢侈些。
中共中央从武汉回迁上海后，中共中央后勤部门给罗亦农租的二处房子都是比较好的。第一处是“民厚北里面临静安寺路一座两楼两底的房子”。这幢房子租好后行李搬进去罗亦农还没有住进去前发生了失窃，中共恐怕安全出问题，决定放弃。第二处是“新闸路麦特赫斯路口一座二楼二底带厢房的房子，属于弄堂内第一家，建筑得很好，家具也很阔绰，简直像一个阔人的大公馆”。
特科人员黄慕兰担任互济总会营救部长时，为了使她的生活条件与她表面的社会身份相符，她在《自传》介绍：中共“安排我住在地下党的一个单线联系点。那里是十月革命后流亡到中国来的白俄贵族开设的一个白俄公寓，三十块钱一个月的房租，连同伙食在内一个月要付八十多元。这在当时来讲是很贵的，一般人是住不起的，我因掩护工作的需要，全部费用都是由党组织支付的。公寓房间里有电话，联络方便；室内成套的家具设备，很气派。……为了打扮成一位上层妇女，我烫了头发，穿了半高跟鞋，戚元德（时为中共特科交通科的负责人吴德峰的妻子）还给我做了一件乔其纱旗袍，光是这件旗袍就花了好几十元。”
问题是顾顺章搬进去后，把这里当成是自己的财产和住宅，自称是“顾公馆”，不允许中共的其他同志住进这里。而且房子装修富丽高档，铺设奢华。历史没有留下关于这方面具体的记载，岳先、秦少智编著的《虎穴龙潭》倒是有段具体的描述：
“地坪是清一色的白色大理石，光可鉴人。内墙上是黑麻色大理石镶金色马赛克，平顶则用石膏拓花，那花是西洋的曲线，显得雍容华贵。平顶下垂吊着一盏技形吊灯。正中摆放着杞樟木八仙桌，桌面漆的是传统的枣红色，油亮晶晶；两旁各自摆有一对镶着文石镂花的太师椅。在太师椅之间的杞樟木茶几上摆有时鲜果品和骆驼牌香烟。须知杞樟木家具已是红木家具家族中首屈一指的上等品了，其古色古香足可敌美仑美奂的西洋家具。里侧墙壁正中有一石膏镶拼的壁柜，正中供着一尊细瓷观音像。壁柜上面则挂一面西洋大摆钟。”
顾顺章生活腐化，挪用中共有限经费于挥霍对当时与他有过接触的中共重要人物是有同感的。
杨之华认为顾顺章生活腐化，吸鸦片，甚至玩妓女，打老婆。
盛忠亮认为“他（顾顺章，笔者注）背着周恩来过着挥金如土的私生活以及他的品行早已丑名远扬”。
项英在肯定特科工作成效的同时也指出“顾顺章在这方面所花的钱是太多了”。
多次采访过陈赓的穆欣先生说：“他（顾顺章，笔者注）的家里只有陈赓同志能去。陈赓同志去过两次，发现顾顺章生活腐化，花天酒地，乱搞女人，抽鸦片烟。”
与顾顺章在特科相处了三个月聂荣臻认为：“顾顺章这个家伙，除了吃喝玩乐之外，再一个特点，就是乱干，为所欲为。”
顾顺章叛变经历
1931年的4月26日，周恩来跟身边的人要了一根烟。周恩来从来都不抽烟，怎么会突然要抽烟？抽完烟，周恩来说了一句话：“我们今天这样做是万不得已，也不知道将来的历史怎么评价我。”这一天，无疑是周恩来最艰难，也是最精疲力尽，最惊险的一天。这一天，“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正在由武汉至南京的小轮船上。
顾顺章，上海人，1904年出生，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以技术层面讲，他是最为杰出的特工人员。无论是中共这边，还是国民党这边。
一开始，顾顺章是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头，还是上海青帮的小头目。此后他被发展为共产党员，并被送到苏联学特务技巧，他确实是位天才，临时学了一下，什么都会了。化装、暗杀、机械，无一不精。
这里举一个例子。有一天，顾顺章家里来了一个客人，说要见顾顺章。妻子就让女儿去叫爸爸，结果发现爸爸不在家。这时候，客人哈哈大笑，一转眼的功夫就变成了顾顺章本人。化妆连自己的女儿妻子都能骗过去，这种易容术只有写到武侠小说里才敢相信。此外，顾顺章最拿手的是暗杀，当时，中共中央特科分了四个下属科：总务、情报、保卫、通讯。
总务是后勤之类比较后方的工作，科长叫洪扬生。情报就比较前方了，科长是陈赓大将。第四科是无线电，也是比较后方的工作，科长是李强。这里面，最前线的就是保卫，这个科也叫红队，还叫“打狗队”，主要是干锄奸之类的工作。科长就是顾顺章。顾顺章此人弹无虚发，而且手段十分高明，可以在没有消音器的情况下在房间里开枪使房外的人听不到。在他的策划下，暗杀了很多叛徒以及国民党特务人员。可以说，国民党是闻红队而色变。比如，顾顺章曾经在上海霞飞路刺杀了导致彭湃、杨殷等人被捕的著名叛徒白鑫。可就是这样一位身怀绝技的特工之王却叛变了。他的叛变十分偶然。
1931年的4月，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及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回来经过武汉时，他滞留武汉不走了。为什么顾顺章不回上海呢？也有一些客观的原因。当时的中共上海中央发生了一些人事的变动。以王明博古为首的莫斯科留学派回国之后，开始在苏联的支持下进入中共高层。对顾顺章这些人有一些打压。顾顺章感觉有些气闷，所以在武汉滞留。滞留就滞留吧，他竟然跑到武汉最繁华的地方走穴，演出去了。顾顺章有个绝活，会变魔术。这段日子手头有点紧，所以搞革命不忘走穴，去赚点外快。他化名为化广奇的魔术师演出，还经常变换面容跟名字，比如他还有一个化名跟后来四大天王之一相同：黎明。
以为万无一失，但还是被认了出来。一来，他的演出太火爆了，很快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二来也是不凑巧，被自己一名已经背叛的老部下认出来了。这位部下叫尤崇新。尤崇新在此后的9月被红队处决。
顾顺章被抓了起来。武汉的国民党特务头子蔡孟坚如获至宝。这简直就是抓到了特工中的传奇人物啊。蔡孟坚马上去提审顾顺章。结果顾顺章毫不慌张，开口就是：我要见蒋委员长，我有要事报告。”能跟我说吗？“蔡孟坚问。顾顺章冷笑一声，说你是什么级别，也配让我向你交待？顾顺章要求武汉这边派个飞机送他去南京。可是当地没有飞机，只找到了一条小汽轮，连夜开往南京。幸亏没有，如果有飞机，情况就大不同了。因为汽船开了二天。二天后，抵达南京，顾顺章被带到国民党中统负责人徐恩曾的秘密总部。
一看到门牌号码，顾顺章说了一句：坏事了，抓不到周恩来了。怎么回事了？接下来，顾顺章会见了徐恩曾，据徐恩曾回忆，整个过程很顺利。没有上什么大刑，辣椒水，老虎凳、美人计统统都没上，顾顺章已经招了，而且一开口就把徐恩曾吓了一跳。顾顺章说，你们这里一个叫钱壮飞的人是我的部下。
钱壮飞，中共优秀的谍报人员，跟李克农、胡底打入国民党内部，人称”龙潭三杰”。而钱壮飞恰好就是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徐恩曾还不相信，说这是我以前社招过来的，怎么会是中共卧底呢，但一查。钱壮飞昨天已经不见踪影了。这才知道顾顺章说的是真话。钱壮飞是怎么知道，并提前脱身的呢？这里面，蔡孟坚是立了功的。这位蔡孟坚邀功心切，顾顺章出发时，叮嘱他：不要发电报，因为国民党内部就有我们的卧底。
但蔡孟坚一转身，就给领导徐恩曾发了电报。而收电报的正是钱壮飞。
钱壮飞看到电报大吃一惊，连忙通知了周恩来。顾顺章的叛变早有迹象。顾顺章因为是青帮出身，没有什么太强的信念，平时吃喝嫖赌，什么都干。陈赓就说了，如果我们不死，就一定能够看到顾顺章叛变的那天。而周恩来已经考虑将顾顺章从特科调走，替换成康生。但实在是顾顺章介入特科太深，一时还没有安排好。这下果然叛变了。当时顾顺章还见了他要见的蒋介石，其实蒋介石并没有他想像中的那么激动，聊了几分钟，就走了。蒋介石对这种叛变过来的人都不怎么待见。
顾顺章明白，他只有跟徐恩曾合作了。徐恩曾算是捡到宝了。在跟中共的较量中，他一直处在下风，自从有了顾顺章，一下扭转了局面，他把顾顺章称为活字典，有什么查不出来的，把顾顺章叫去一问，立马就解决了。而在顾顺章坐在汽轮上时，周恩来已经在紧急安排转移。顾顺章是特科的实际领导人，对中共的组织了如指掌，而且有的关系是周恩来也不知道的。还有一些是无法转移走的，比如中共的领导人恽代英正被关在监狱里，但当时恽代英化名为王作霖，敌人还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而且经过中共的努力，已经要出狱了。顾顺章一指认，恽代英就被杀害了。
此外，还有向忠发，蔡和森，还有陈赓也因为顾顺章的原因被捕。陈赓因为对蒋介石有救命之恩，所以蒋介石没有杀陈赓。而陈赓逃出来后，还专门去拜访顾顺章，两人谈了一天。那又是另一个传奇故事了。
当时，中共上海的组织全部被破坏，很多人被杀害，最后中共中央不得不做出向苏区转移的决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直接影响了中共革命的进程，由发动工人运动最终变成彻底的发动工农。当时，时任苏区主席的毛主席发了一个通缉令，下令，如果在苏区发现顾顺章这个人，就抓起来送到中央，要是在白区发现，任何同志有责任将之扑灭。相当于是格杀匆论。但没想到，顾顺章最后是被国民党人杀死的。
顾顺章这个人有才，但没有什么政治头脑，投奔到国民党之后，他归徐恩曾领导，偏偏他这个人心气又高，不愿居人之下，又跟军统的戴笠来往。戴笠很欣赏顾顺章，经常跟徐恩曾借他过去帮忙。中统跟军统是两个竞争的部门，你在这个部门却帮另一个部门办事。当然是职场大忌。
而且顾顺章还想自己另立山头，拉了一批粉丝，自己写了一个党纲，想成立一个新党。这显然是犯了蒋介石的大忌。最终在徐恩曾的操作下，处死了顾顺章。当时把他抓起来，以为他会缩骨术、地遁术、催眠术等，怕他逃跑。就把他的锁骨用铁链锁起来。1935年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结束了其可叹又可恨的一生。
顾顺章全家灭门案
由周恩来亲自指挥，顾顺章全家被灭门。行动时，顾家的9个成年人一个也没放过。因为市内不敢开枪，用刀则血迹不好处理，所以采取了绳勒的方式。又因尸体难以运出市外，只好在院内花坛下挖了深坑掩埋，上面还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而对两个未成年人，顾8岁的女儿顾利群和12岁的小舅子张长庚，周恩来特别强调孩子是无辜的。于是，女孩被送到了保育院，张长庚则放回家。
1931年6月，顾顺章全家十三人已被周恩来带同王竹友亲手铲除，分别在法界甘斯东路爱棠村十一号及公共租界武定坊三十二号，新闸路斯文里七十号等处掘出尸体三十余具，彼时上海各报才发布该案大新闻，致使全国大为震惊，死况甚惨。
即便如此，心存仁厚的周恩来还是惨然不乐。据当事人陈养山回忆，从不抽烟的周恩来当时破例要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就呛得直咳嗽，说：“我们今天这样做是万不得已，也不知道将来的历史怎么评价我。”这件事被尼克松写进了他的名著《领袖们》一书中。
此后的几十年里，周恩来再也没有碰过烟。
然而，周恩来的一念之仁还是酿成了大祸。张长庚回家后，顾向他询问其他亲属的下落，张长庚回答不知道。于是，顾让他每天在街口等候，发现熟面孔就立即指认。几个月后，中央特科的王世德骑车经过，张长庚认出他，追上前揪住他不放，身边的特务立刻一拥而上，将王世德逮捕。
王世德贪生怕死，供出了顾顺章家属的下落，并带着国民党特务去掘尸，成为当时轰动上海的“海棠村掘尸案”。受此案牵连，中共又有一批秘密机关遭到破坏。
其后数年，顾受徐恩曾指令在南京开设了间谍技术训练班，其熟练的技术深受好评。1933年，戴笠将其借调去负责军统的筹备训练工作。
顾顺章之死
1935年，顾顺章被国民党枪决。
按照他女儿的回忆，在此前，国民党对顾顺章就已经起了疑心。有一天顾顺章去开会，在口袋里藏着一把抢。在会上，有一个国民党特工把枪撂在桌子上，说：“你要是不好好跟我们合作，就要你的命”。结果顾顺章也把枪掏出来，硬碰硬。当晚顾顺章对自己的第二任妻子说，如果我今天不带枪，可能就回不来了。
把时针拨到1980年，当时的外贸局局长李强来到上海，以私人身份找到了顾顺章的女儿和第二任妻子。因为他当年是顾顺章的同事，以故友的名义，找到朋友的后人。李强说了这么几句话：“顾顺章的事情，也是当时的情势决定的。我澄清几点，一是顾顺章没有出卖向忠发，他只出卖了恽代英。第二，你们家9口人被杀，实在是当时逼不得已，我们也不想这么做。但为了保护党中央，实在没有办法”。
李强当时还带了一个人，就是当年红队中亲手处决顾顺章妻子，也就是顾顺章唯一健在的女儿的亲生母亲的地下党。此人当时老泪纵横，说：“毛毛，你都这么大了”。由于保密等原因，他也没有透露这件事的具体细节，也是在没法说出口。你能对一个人说你是怎么杀死他妈妈的吗？
其实说到这里，大家可能自己也有个判断。按照顾顺章第二任妻子的话说：“他很矛盾。帮共产党做了很多事，现在是敌人，可又想做好事”。
顾可能是矛盾的。他没有出卖向忠发（中共当时的领导人，被叛徒出卖后被捕，后叛变，但还是被国民党所杀），证明他没有把中共的核心机密告诉国民党。这一点，他女儿也说到，在后来回到上海，顾带她去给被红队杀死的家人扫墓，同时还要求她的舅舅，也就是顾的小舅子做一件事，就是把一份中共的机密文件烧掉。（这件事，不见于正史，都是顾顺章的女儿后来透露的。其实本篇文章里顾顺章后来的种种表现，都是其亲人透露的。我无法证实其真实性，但无论如何，正史是没有的。共产党也不可能知道。都是其妻女在今年凤凰台的访谈节目中透露的。）
这也可以佐证，顾顺章并不像一般的叛徒那样，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疯狂加害共产党。他没有做，后来的死也与这个有关。
可他也不可能再回头。因为毕竟自己的妻子，岳父母等9口人，都被共产党杀害，这不可能不伤害他，没有人会不在乎这个仇恨。如果当时徐恩章按顾顺章的话去做，可能就不会这样了。
顾顺章也肯定理解，中共这么做，也是必须的。在当时的背景下，他们只不过是内战的牺牲品。
在家人被害之后，也就注定了顾顺章的悲剧。从他内心而言，我认为他是不愿意为国民党服务的，也不认为国民党的理想和行为是对的。他的理想是共产党。可是，在他出卖恽代英，破坏了很多中共的地下组织之后，也就不可能再回头了。
我们很难想象顾顺章当年和国民党特务一起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出卖恽代英使得心情。是恨？是痛？还是仰天长叹，无心于世？
这有点像《无间道》，一个做了黑道的警察，如果他做了很多坏事，即便是逼不得已，他也回不了头，他必须死。
在国共几十年的争斗中，这样的故事实在太多了。无数的人被迫在两党之间作出一个选择。而选了两次的人，大多不得善终。东方的文化不能容忍叛徒，也不容忍俘虏。如果被捕，似乎只能硬挺着，要么牺牲，运气好的，挺到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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